军工复合体的诞生
由于职业军人在军事决策方面无法被监督和挑战，AVF事实上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美式刹帝利群体（warrior-professional）。这个群体受到高度尊重，并且事实上形成了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提及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享有自主决策且不受监督的权力。波士顿环球报于2010年追踪研究了过去二十年中退役的750名上将和四星上将，他们中将近半数在国防部和咨询机构公众，在小布什执政的2004和2008年间，这一比例高达80%，可以作为旋转门的典型案例。
这种大权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持高不下的军费、巨大的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冒险主义等。举例而言，美国自建国以来共经历约330场军事部署（military deployment），其中过半发生在二战后；在1946-73年间美国进行19次军事部署，但在1973年AVF实施到2012年，美国用兵次数达114次。诚然这种对外用兵可说是维护超级大国海外利益的体现，但这种用兵频率也体现出了“职业军人”近乎穷兵黩武的好战倾向。
为了制约军人，美国制定了预备役（reserve）制度，少数现役部队不足以发动战争，而调用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动员；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征召预备役并没有成为阻碍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军队在两地投入大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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