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流动性在许多职业领域开始停滞,穷人无法与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富人公平竞争,隐性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但军队仍然是一个相对公平、以战功而非出身来评价个体的集体;除了穷人和少数族裔,部分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如《梦想者法案》)也能够通过参军获得美国国籍,于是我们总能看到少数中国面孔通过参军成为美籍华人。这种上升渠道又使得美国军人成为“美国梦”的成功实践者。
这双重政治正确导致美国社会形成了“军人不会犯错”(the military can’t do wrong)的思维模式,不少左翼政客因为批判军人而声名狼藉。美国的议员在涉及军队的问题上往往不敢批评军队,否则会被扣上“外行指导内行”的帽子;记者在涉及军队的问题上也不敢凭空编造事实,而所有去前线的采访都必须在美军保护陪同下进行,这就导致军方能够控制记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报道.
如果媒体和政客批评军队,他们往往瞄准职业官员,尤其是理论上统率三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几乎遇到的、克林顿在南联盟遇到的军队越权问题,很少被认为是军队的责任,而是总统管控无方。美国议会在宪法上对是否参战具有决定权,但二战后的议员们从不敢使用这种权力。
批评军队的个人则会受到各方压力,美国士兵布拉德利·曼宁在向维基解密披露美军丑闻后,被检方以包括通敌在内的20多项罪名起诉,被军事法庭革职并判刑35年;在被左派总统奥巴马特赦后,曼宁仍然因拒绝就维基解密一事作证而屡次被拘留和罚款,前往加拿大被永久拒绝入境,而美国民众的看法竟然是曼宁在自我炒作。可见无权无势之人挑战美军权威的后果相当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