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陷阱”。
利用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本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主体，形成独立的产品平台、研发体系和实验体系，是后发国家在技术层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路径。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不仅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迎来并跑的机遇，而且由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后发国家在成熟产业也迎来利用其独特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赶超的窗口期。
20世纪70年代，当汽车技术路线由低成本和动力增强向多样化和节能环保转变时，日本企业凭借柔性化生产和精益制造实现对美德汽车产业的赶超，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呈现。
过去四十年，中国从国情出发，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更是大大丰富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
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阿根廷的“国家生产计划”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等，都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正当诉求和试图给人类迎接新工业革命做出贡献的理想抱负。
多边主义仍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主导方向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史，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既是突破性技术大量涌现的过程，也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国家政策体系和国家间治理规则调整的过程，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的协同转变，是技术和体制共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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