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体制和政策的竞争中,发达国家试图利用新工业革命窗口进一步增强其产业竞争优势,遏制“产业空心化”趋势,重拾制造业竞争优势。
近年来,这些国家或地区纷纷出台了面向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战略”、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欧盟的“欧洲工业数字化战略”、西班牙的“工业连接4.0”、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韩国的“制造业创新3.0”、意大利的“意大利制造业”等等,都体现了发达工业国家进一步强化科技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愿景。
过去40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自主创新,快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
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到高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这一轮工业革命相较之前几轮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
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逻辑,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是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基于“雁阵模式”的产业转移虽然能够在经济起飞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但长期看,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市场开展的创新多是“利用型”的微小改进。
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微观上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成熟技术转移完成后,这些国家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形成和跟进,因而进入了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平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