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的规模超过美国总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增量消费市场。在贸易摩擦背景下,消费者临近性日益成为企业空间决策的重要变量,全球生产网络表现出向终端消费市场位移的趋势。
为进一步发挥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应切实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以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避免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也因内需不足而发生产业转移。
以高水平开放保持产业竞争力。技术创新降低了要素成本的重要性,全球产业链竞争的重点转向制度成本。开放是我国改革的动力源和催化剂,本世纪初的“入世”就对国内体制改革有巨大推动作用。
我们应以二次“入世”的标准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在商品市场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商务服务等中高端服务业市场,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和制造业服务化能力;还要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基础上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乃至引领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力争成为全球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最低之国、全球营商环境最优之国和全球贸易摩擦最小之国,并倒逼国内市场主体和主导产业提升竞争力。
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业的能级。如同蒸汽机和电气化在历史上的作用,数字技术已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通用技术,是提升一国产业链能级的主导力量。应发挥我国数字平台连接供需双方的优势,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升级,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提高消费者多元化偏好和企业柔性生产能力的匹配度,以自动化、小规模和高频次的智能制造能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库存成本和协调成本。
同时,还应将数字技术应用在贸易物流环节,优化通关、仓储和配送环节效率,提高供应链的可预测性、透明度和交付速度。
(责编:金紫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