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在 “发展”主题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组织) 有 “发达”和 “发展中”的区别。根据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比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欠发展,要以 “发达”为发展的目标。“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为了解决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即从事 “国际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 (而不仅是增长)。如今,特朗普政府改革 WTO 的诉求之一是取消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认为 WTO 的规则不应该区分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否则就是贸易领域的不公平。这实际上就是要颠覆以WTO 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秩序,借规则公平的名义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实际上,在 WTO 规则中,确实不存在何为 “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和标准。由 WTO 成员国各自声称,然后被贸易伙伴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WTO 确实特殊和差别对待发展中国家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rovisions)。
这种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包括美国在内的 WTO 发达成员同意而且承诺愿意做到的。这是 WTO规则的支柱之一。如果 WTO没有这一条,不仅中国和印度不会加入,非洲、拉美以及太平洋岛国等都会离开 WTO。也就是说,WTO 本质上不仅是关于世界市场的贸易规则,也是一个关于如何适度调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尽管存在 WTO 等试图通过区分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并对前者有所关照以解决发展难题的全球规则,全球不平等性 (global inequality) 仍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在不断恶化。关于全球不平等性及其治理,是另一个全球治理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领域,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中美之间在全球经济 (贸易) 中的相对地位等的确在发生改变。但是,中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状况确实并没有改变;尽管有在全球化竞争中的 “输家” (losers)、 “生锈的州”,一些曾经代表美国的大公司向全球化发展,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
特朗普政府是以 “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 为意识形态制定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等是美国面对的与中国的 “结构性问题”,通过贸易战施压,要求中国解决这些 “结构性问题”。目前,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集中到这些 “结构性问题”。中美经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之间的 “结构性问题”将如何处理,这也关系到中美发展基础的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