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美贸易谈判暴露出的经济分歧，真正的问题仍然在于价值观不同造成的制度差异。我们不能仅仅将两国的制度差异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嫁接成功本身就是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相契合的结果。中国不愿放弃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和国民经济控制力本身也是中国政治价值观的体现，而这种政治价值观之下，经济控制力是政府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安全”本来就是个主观概念，价值观影响着对安全的感知。
在美国人看来，只有自由得以保障才是安全，民主得以维系才是安全，自由和民主是最根本的国家安全，这是由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做决定的。但于中国而言，我们的安全感来源于强有力的政府，来源于公权力，哪怕个人的自由和公平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可能与中国长期的皇权依赖有关。对权力的理解同样如此，价值观的不同意味着对权力的认知也不同，追求也不同。
在一个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交往中，两人价值观的差异都是鲜明的；而对于两个体量极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而言，价值观的差异无疑更加明显。随着中美之间利益冲突的加深和扩散、两国实力差距减小带来的互不安全和焦虑，再叠加“修昔底德陷阱”和意识形态差异，两国的价值观分歧已然超越利益分歧成为两国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国际机构改革、国际治理等多边舞台上，中美价值观的差异在凸显；在两国的双边互动中，中美围绕贸易、主权、地缘政治等议题产生的价值观差异也在凸显。
价值观的背后是文明，长期来看，随着中美博弈加剧，避免价值观分歧加深为文明冲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考验。
（责编：金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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