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真实故事是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告诉我的。他说二战后，香港的货币钩着英镑，考虑的是怎样管制货品的进出口。考虑了一小段日子，他们不知道怎样管，于是决定不管。这就是香港后来成为举世知名的自由经济、获得东方之珠这个美誉的主要原因。换言之，香港昔日的经济奇迹不是因为他们懂，而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聪明的地方是知道自己不懂的不要做。
这实例教我们，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境，好些在政策上的失误是因为政府不懂也要做。好比二〇〇八年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这个我认为是四十年来北京最严重的失误，提出的人根本不知道合同的作用何在。
第三个故事也是香港的。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战终结，无数的逃难者回归到香港，也有新的难民。住房不足，租金急升，怎么办呢？为了保护原来的居民，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我为这管制作过几年的深入考查，写下一篇后来获美国一九七九年最佳法律论文奖的文章。
这租金管制一九四五年推出时，委员名单中有赞成管制的律师，但排除了反对管制的富有绅士。只看委员名单，我们就知道结果会是怎样。这管制起初说只管一年，跟着延期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延了几次就懒得再延，决定不断地管下去，后来修改了三十多次，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放宽。今天大家在香港闹市中见到的破破烂烂的旧房子，皆租金管制所赐。这实例说，很小的利益团体可以作出大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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