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研究中国文物的经历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幼年时在香港，一位来自广西的隶书高人教了我不少，而在一九五二年我用积蓄了半年的零用钱，购得该高人极力主张要买的宋拓《娄寿碑》孤本。真正地投入中国文化的研究始于一九七五年。那时为了研究讯息费用对行为的影响，我花了两个月在香港广东道考察产于缅甸的翡翠玉石的市场。
跟着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到福州一行，就转为考查产自寿山的田黄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推土机频频在神州大地操作，出土的文物多，我差不多一律跟进。这些文物市场的有趣变化无数，而拍卖行的孰真孰假的行为，行内的朋友说起来无不津津乐道。
不要教香港的学子爱国，因为他们不会知道你是在说什么。教他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诗词书画、中国的文物。这样，他们对中国会有归属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在他们日后找工作时，很值钱！我自己怎样看也不是个爱国的人，但因为我在广西的逃难经历与后来大手地跟进中国的文物，我对中国的青年格外关心。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解释了我这个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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