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得笑。今天在西方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我外甥的名字，也可以找到我的名字。二者出现不多，不及杨振宁。名字打进教科书算是有一家之言，不容易。另一方面，在西方经济研究院的读物表中，最常见应该是我的作品。我把外甥气个半死的，是经济学的刊物出现了Cheungian Economics（张氏经济学）一词。这更困难，因为是代表着一个学派。可惜不多见。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诺奖得主诺斯一九九〇年在他的一本名著中首先提出的。
当然，我们三个算是世界级的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杨振宁，但我有一项本领杨大师应该没有。那是Steven Cheung是一个经济学者，张五常也是一个经济学者。当年杨小凯大赞Steven Cheung，又大赞张五常，当他终于发现二者是同一人，吓了一跳，跟着奔走相告。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往事。我回港任职后，一个说是从内地打来的电话，打到香港大学找Steven Cheung，邀请我到内地走走，当他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是张五常，立刻把电话挂了！
这就带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三个在三门正统的学问上达到世界的师级水平——这点我没有夸张。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年，国家本土培养出来的世界级学术人物是那么少呢？我们三个的天资应该不俗，但当年在香港皆没有大学收容。或然率说，今天在中国内地的天资不弱于我们的应该无数。另一方面，这些年北京上头资助大学的钱是远远地冠于地球，但为什么今天我们见到的国产学问高人是那么少呢？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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