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几年出现了很鲜明的变化——中国对自己的体制、文化、发展道路和自信不断上升,而且很多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相反,西方的体制出现了各式各样从来没有遭遇到的问题,政治体制运作失灵,主流的政党体系面对民粹的政治冲击显得非常脆弱,甚至有些国家政治处于瘫痪的边缘。
所以,它突然对自己的体制自信出现动摇,出现了另外一种焦虑,类似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它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体制、经济发展模式,都构成一种威胁,尤其威胁过去引以为傲的体制的优越性。
“这四重矛盾加在一起,你说中美关系能好吗?
但尽管有这四重矛盾,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中美两个社会已经被各种盘根错节的文化、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关系捆绑在一起,甚至不是两国决策者的主观意识可以扭转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