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体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封闭性、限制性竞争的国有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电网等等，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型工业体系，积累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高国储、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
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与国内经济下行开始产生叠加效应，政策性经济面临挑战，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被掣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日益迫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共识日益强烈。
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被让渡的过程。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欧盟成员国逐步让渡了钢铁资源管理主权、关税主权、货币发行主权、部分财政政策主权以及其它经济决策权。
而“政策性经济”体现的是主权的属性，强调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在下一步的开放市场中，中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将面临全球化市场规则的冲击。
有管制的汇率政策、资本管制、补贴型产业政策以及特殊所有制，与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零补贴或低补贴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不相符。
汇率政策和资本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能否融入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关键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环。中国在外汇及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国际市场风险以及中美利益博弈之间权衡取舍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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