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为围困在冷战和意识形态冲突之中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初步框架。在其后的不同阶段，他们不得不重新校准。
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70年代或者21世纪初的世界大为不同，甚至与我的朋友王岐山和我应对金融危机的那些年也天差地别。
新技术、新的经济挑战、新的地缘政治挑战 –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过去的框架。所以我们达到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时刻。
对我们的经济和世界而言，其中利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框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而不是过去。为此，我们需要政治韬略 – 来自美国和中国明智而有力的领导。XLW
（责编：金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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