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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化解这种僵局，这些年中国内地也开始进行积极主动的政策调整。大湾区建设便是很好的例子。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在“一国两制”遇到困局的时候，对内地来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国”能够做些什么？大湾区这样的发展计划，本就是通过内地的单边开放政策，通过社会经济的方式来逐步化解矛盾，以期最终解决问题。
不过，在官僚层面，人们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个问题。官僚层面趋向于想通过改变“两制”来解决问题。这次推出的“逃犯条例”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为之前有“23条”的经验，推出“逃犯条例”的社会回应应当是预期中的，但官僚层面没有足够的考量，还是匆匆忙忙推出来了。
无论如何，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产生今天这样的“权力真空”局面并不奇怪。
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包括源自制度设计的权力制约和来自社会力量的制约，更受制于外部外国势力在“法治”旗号下的制约，导致了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