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风波中，反对派就始终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对他们口中的“香港法治”采取双重标准。
1998年，轰动一时的张子强案发，反对派领袖之一、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借机在立法会提出议员议案，要求特区政府尽快与内地就移交疑犯达成协议。当时他声称：“违法行为必须在犯事地区的法院审讯，逃犯须移交到犯事地区处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李柱铭却一改早前立场，先是带领一众反对派议员赴美出席美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所谓“讨论香港民主”听证会；后又在媒体上发表二十多篇文章抹黑特区政府修例。当被人指出其前后矛盾时，他又三缄其口，企图浑水摸鱼。
无独有偶，2013年时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煽动香港青年“占领中环”，并公开叫嚣：“希望有一万人参与整个活动，有一定数量的人在‘公民抗命’后，可主动自首和在法庭不作抗辩。”结果真到2018年受审时，戴耀庭却想方设法发动舆论媒体造势，试图脱罪，显露出两面三刀的懦夫本色。
反对派对“法治”这一概念采取双重标准的背后，隐藏着耐人寻味的政治投机图谋，他们妄图与外部势力里应外合，以香港为支点，在地缘政治层面掀起风浪，而“法治”不过是他们掠取私利的幌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