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者可以选择的只有学习，在一边交买路钱，一边学习的过程中，从一些主干道中开辟出新的小路，绕过了原来的一些路障，
并遵照规则，也设下了自己的专利，这就是中国公司遵守知识产权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下渐渐长大，逐渐大到让美国感到压力的历史过程，作弊者是不可能有开出新路的能力的。
对资本和巨头来说，专利组合是一种“武器”，用来遏制后来的挑战者、竞争者，这就是所谓知识产权的“保护主义”实质，如果我们维护这样的制度，究竟是驱动创新还是相反呢？
当先行者可以垄断知识维持大而不倒，甚至经常吞并对手，无法承担维权成本的中小企业反而不断被巨头“山寨”，
那么新的行业、新的企业就无法涌现，当行业缺乏发展和创新，最终受损的反而是巨头们自己。
这个道理，欧美的有识之士其实自己也很明白。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的文章《保护Facebook，就是保护未来不属于中国吗？》同样刊载于纽约时报，就比弗里德曼的文章深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