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精于谈判，尤其擅长极限施压与“议题打包”谈判；二来精于声势浩地大的宣传，坚持以敏锐的直觉而非机制化的考量，最低成本地攫取最大程度的美国利益。
自2017年1月就职以来，在盟友关系、贸易谈判、气候协定、朝核问题、伊朗核协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特朗普强调颠覆规则的非传统谈判模式与强调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强硬姿态无处不在。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手腕固然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但深度契合当前的时代背景。颠覆传统的反全球化、反金融化、反精英、反建制思想彼此杂糅，与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彼此呼应。而对民粹主义情绪的唤醒和集结，正是特朗普竞选与执政的重要根基。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18世纪以来，在英德等国的经济政策脉络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不仅出现在经济崛起进程之初，还会在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时再次回流。对美国而言，特朗普主义的许多标签都曾在19世纪美国崛起之初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