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次派遣幼童留美是一项合作事业，而这项事业的命运将影响到他们共同的未来。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写了一封语气强烈的请愿书，有很多人在上面签名，表达出在中美关系史上这一共有篇章中美国人的看法和他们对此的投入。
容闳认为，如果前总统格兰特在请愿书上签字，会“比一千名教授签字的分量都重”。他请约瑟夫·特威奇尔向其朋友马克·吐温求助，因为马克·吐温认识格兰特，并且是蒲安臣的热心支持者。马克·吐温曾回忆同特威奇尔一同去纽约见格兰特的情形，特威奇尔精心准备了和格兰特将军的谈话，其中汇总了关于中国留美幼童问题和关于中国的一般问题。但是他没有机会把这番话讲出来：
将军一听他开口便直接讲了起来，也让他一下子就明白， 将军对这件事了如指掌，不需要任何人再提供消息。事实上将军对于这件事极为关注。现在将军一如既往地愿意做他们想要他做的任何事，并且要多出百倍。他说，好，如果他们愿意，他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但是他要做的不仅于此：他还要立刻以私人名义给李鸿章写信。
（图为1879年5月李鸿章访美，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合影 图源：《北京文摘》）
但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前总统的请求都无济于事。李鸿章也曾利用美国发来的信件和辩护拖延了召学童们回国的时间，但是他无法挽救这些留美学生将被撤回的命运。一方面，他知道容闳的弱点，对留美幼童在那边习染当地风俗，有违送他们出国的初衷，他也心知肚明。
此外，李鸿章在朝中的反对者势力强大，例如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就是保守派当中的强硬分子，他在1880年底上奏朝廷，指责许多幼童加入基督教，幼童出洋肄业局对学生管理松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