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与上述公司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日渐庞大、成熟的信息消费市场已经足以让华为将5G等先进技术产业化。而一旦中国率先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其他国家最理性的方式是与其对接，而不是另建与之不相容的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下，任何国家都会在抵制华为问题上思考再三。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忽略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制裁措施的反感。新世纪以来，经济制裁越来越成为美国行使其霸权的主要渠道。美国不仅利用制裁来削弱其看不惯或者与美国有利益冲突的国家，甚至认为这些制裁有法律依据，成为某种美国单方面设定的国际规则。以对伊朗制裁为例，美国不顾他国利益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也伤害了美国欧洲盟友的利益。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忽略了美国在信息安全上的不良历史。根据斯诺登所揭露的文件，美国情报部门长期与科技企业有秘密合作，从其手中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和情报，美国并没有就此向各国致歉。虽然各国没有因此对美国科技产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对美国的不满情绪长期存在，如今在华为事件中，这股积攒起来的怨气终于集中释放了。
事实上，美国渲染他国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是实施变相贸易保护主义的惯用做法。在华为之前，此类手法主要用在农产品、汽车等领域。例如一些国家对汽车设计了偏向于本国企业的安全标准，阻止他国厂商。美国认为，这种做法也可以用在信息产业领域，通过设计一些别国无法满足的标准和前提，使得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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