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该项目的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属建制派，在政见上可能与特朗普格格不入，恐怕也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心，但在联俄制华问题上，却是急特朗普所急。
美国卡内基中心俄罗斯项目主任尤金·鲁曼尔（Eugene Rumer）不久前在《莫斯科时报》发文，历数西方在后冷战期间对俄罗斯的“慷慨援助”后反问，“如果以后俄罗斯有难而西方又无能为力，中国会取代西方而对俄罗斯慷慨解囊吗？”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在美国日益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亲俄” “通俄”已是政坛一大忌，美国参众两院535人中，对俄 “接触”派似乎只有一人：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美国学界中的众多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中，也只有纽约大学的史提芬·科恩 （Stephen Cohen）敢于公开质疑恐俄仇俄的闹剧。美国的现实派要复制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的业绩，难度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