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些回应基本上切中了当前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是部分人将是否于己有利作为判断规则公平与否，是否应该诚实信用的主要参照。
如学校所言，不排除有学生为得高分或担心影响就业而隐瞒病情，发生意外后则迁怒于学校未尽到告知义务和管理责任。实际上这些人清楚自己的病情不适合某项测试，学校也尽到了告知义务，发生意外后却将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以弱势群体自居，试图从校方那里谋取赔偿。二是部分人依然钟情于“以闹维权”，靠拉横幅或围堵所谓的“责任方”来施加压力，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
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各种不当考虑，强迫无责方补偿所谓弱势受害方，且在发生意外后苛责迁怒于管理方。如笔者所在县城今年暑期有学生溺水身亡后，教育部门便强制所有教师立即到校开会，于两日内联系家长签订一纸“安全事项告知书”，要知道，此类告知书及告知事项已为每个老师耳熟能详，时时刻刻对学生及家长强调。
但在突发事件前面，日常工作再完美也苍白无力，也可能承担莫名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