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相比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们在具体重大事件上的监督能力,客观上已经超过他们。像这次抗击疫情,全国网友可以从各种信息的细节中去扒问题,这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这也是我们的体制优势。
我们的监督问题在于机制的不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具体重大事件上虽然监督能力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在日常监督机制上与想要的还是差距巨大。
坦率说,平时老百姓可以监督政府的机会还是太少了,这也是我们在重大问题上有时候应对不到位的根本原因之一,把人民监督的力量化作对执政能力的推动还需要假以时日。
就具体的疫情处置对比而言,很显然美国对待疫情的办法是政府承担责任最少、花费成本最小的做法,因为更大的成本由美国社会、各国政府和民众承担了。
而且,2009年3月美国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政府要在疫情没有扩散的情况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美国政府看来可能是解决的那么做会让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所以最后选择了自己责任最小和投入最小的方式。
说白了,就是在关键时刻,美国政府选择的是利益优先而非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利益优先。此时的利益,当然最重要的是资本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