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被看作“握有实权”的裕仁天皇，纵容、助长了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战争行径，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也正因为如此，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修订之后，其限制天皇只能作为“国家符号”而存在、不可涉实权的规定，似乎让天皇一夜之间，从“统治者”沦为一个表面的“象征”。
明仁天皇祭拜自己的父亲裕仁天皇
但照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的看法，日本天皇在不同时期，掌握的权力大小并不太相同。在裕仁天皇之前，无论是武士掌权的幕府时期，还是外戚摄政的摄关政治时期，天皇都没有真正的实权。
但在裕仁天皇时期，出于日本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裕仁天皇再一次被内阁和军队着力“神化”。
“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等人试图抬举天皇的权威，但真正的权力操作实际上是来自于内阁和军部，天皇一般不会干涉或作出重大决定。”徐静波说道。
因此，尽管在战后，裕仁天皇首当其冲，被当做战争“祸首”，还发表了《人间宣言》，称自己也是“凡人”，并非是日本神道教中所称的“现人神”，但跌下“神坛”的天皇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和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的帝王不同，天皇更多时候是虚权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