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在过去，她要一个人扛起几十斤重的种子和化肥，从田的这头撒到那头，或是顶着高温在大棚里工作一整天。
来到毛坦厂镇，一开始，她跑去服装厂帮人叠衣服捆衣服，一天干十来个小时，工钱三四十元。女儿发现后不让她再做，她只好逛街。她打算给自己买件马甲，可繁华的毛毯厂镇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店都是开给城里的陪读家长的。”她默默地说。
在陪读14年的高绪琴眼里，这座繁华的小镇里，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
李玉不识字，也不认路，因为害怕迷路，她不敢出门，买日用品只能靠孙女。她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常常一整天窝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打麻将？那是人家有钱人的事。”她摇摇头，“农民哪里打得起麻将。”
到后来，她甚至“憋出病了”，吃不下、睡不着，很快掉了十几斤肉。匆匆赶来的大女儿把她送到医院，打了点滴，开了药。她问了问医药费，心疼。
从医院回来后，她开始和一些陪读妈妈聚在一起做十字绣。打毛线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托。只是，她总记不住针线的走法，每次都得靠“姑娘们”的帮助，才能编织出像样的毛鞋。
她一点点融入了这个圈子。“姑娘们”出去买米买面她也跟着，她们爱绣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绣，而李玉更爱5元钱两团、能装满一大袋的毛线。
起初，高绪琴的粮油店并没有听戏聊天这个“固定节目”。她习惯午后待在店里，拿出听戏机，放上一段庐剧，轻声跟着哼。下午生意不好，她又不识字，听戏算得上唯一的爱好了。
这段音乐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陪读老人。那时，她才注意到，毛坦厂的陪读家长里，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的银发老人。“他们都很少出门，没什么朋友亲戚，也没有什么消遣。”高绪琴说，“陪读老人无处可去。”
后来她上街，慢慢发现，老人其实并不难找，平房里、露天街边小店撑起的牌桌上，都能看到陪读老人的身影。他们的身份很容易辨识——老人身上总系着围裙，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