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廷说，他之所以能在古生物学有所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开放，“无论是北古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是南古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包括中科院院士，他们并没有歧视我的初中学历，一直是很平等的交流。”
在这些国内外顶尖学者的帮助之下，加上自身不断地学习，郑晓廷对古生物学的研究逐渐走上正轨，认识也越来越深。郑晓廷坦承，他的这种“成才路径”很难在其他学科复制。
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郑晓廷说：“《科学》和《自然》杂志对于文章的要求，首先是有新的发现，古生物学比起其他学科来，基于化石材料的观察和创新也更加容易一些。其他一些比如数学、化学、物理这样的学科，本身就很难做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这样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能在这样顶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可能的事。”
徐星在一次受访时也介绍，在古生物学研究中，化石的采集和修理占到了一半的工作量。这一点和其他古生物研究者相比，郑晓廷便具有巨大的优势，他拥有“主场之利”——他所在的天宇博物馆收藏有世界上最多的古生物化石标本。
“在对（化石的）信息进行解释时，需要使用古生物学的表达方式，使用科学语言进行描述。显然，郑馆长在这一方面肯定做不到”，徐星说，“古生物学是证据科学，不缺乏理论，需要的是找到相关的化石证据。在我们一起署名的文章里，我的工作是帮他把思想表达出来。”
“我跟那些‘民科’不一样”
“做之前你得做大量的调查论证，不是不负责任的乱想。”
郑晓廷也关注时下正热的“诺贝尔哥”郭英森，他不想掺和到这场有关民科之争的话题之中，尽管他不否认自己也是一名民科。
郑晓廷说：“我这个民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从企业走出来的‘民科’。在企业中做研究，你得指导生产，得对企业负责，对国家投入的钱负责，你得根据你的实际问题来设立研究的课题，做之前你得做大量的调查论证，不是不负责任的乱想”。
一直以来，民科在中国的热度不低。对于民科，比较通行的定义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或者研究者。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民科起于“大跃进”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哥德巴赫猜想成为民科关注的学术焦点，时至今日仍不断有人宣称，解决了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