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中将性别比降至115以下的目标。而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今年是国家层面正式治理性别比失衡的第14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了自2009年以 来最大降幅，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107的水平。他们为何想生男孩 重男轻女观念被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它起于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到现代社会则演变成延续家族血脉的信仰。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仍有很 深的土壤。
此前媒体报道，山东临沂兰陵县被指为控制合法出生率，给基层干部下达“流产指标”。当地一位村支书透露，兰陵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如果家里没个儿子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当地女子吴颖有一个妹妹，从小就听到母亲唠叨没有男孩抬不起头，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种负罪。她说，直到大学毕业前，她都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合适的时候离家出走，如此家中便可以再生一个孩子，或许会拥有一个男孩。
对男孩的偏好不独北方农村，在南方富庶的福建，许多人希望把积累的家族财富留给儿子。
厦门市小学教师张妍于2000年生下一个女儿，身为公职人员，这意味着合法生育权的终止，但婆家人对男孩的渴望并未打消。在此后的10多年里，张妍一直身处家人的逼迫中。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开二孩后再生育，以保住工作，家人则指责她自私，不愿为家族牺牲。
她曾和丈夫尝试过代孕，但以代孕机构被查封而告终。2013年初，计划生育政策仍未见松动，而张妍已40岁。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家庭战争。丈夫林阳一度威胁她，“如果你不愿意生，我就到外面找人生”。
2013年底，当离家数月的张妍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发现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与外面的女人怀上了孩子。后经B超鉴定是男孩，于次年生下。 类似的悲剧并非个案。张妍说，在她的亲戚和同事中，亦不乏迫于家族压力，辞职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不愿妥协的女人，则只能对丈夫在外“代生”的行为“睁只 眼闭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