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慧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是在高考前一天从江津农村家里赶到县城的，坐的还是邻居要蹬去县城卖米的三轮车。考试前一天，她还在地里干了一天农活，累得全身骨头都要散架了。到了县城以后也没有亲戚可以借宿，她就在旅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参加高考。“考场上有两个老师，一前一后监考，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多严格。”
“我父母也没有接送或者加餐，在家里该喂猪喂猪，该种田种田，跟平时一样。”董佳慧说，在考场外，极少看到送考的家长。虽然那时家里也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但是在行动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体现。这也有一个原因，在当时，高考的录取率很低，所以落榜并不是什么大事，考上大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能考上的就是幸运儿。大家都认为就算考不上大学也有其他出路。“后来成绩出来时，我遗憾地落榜了，不过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感觉，觉得考不上就去工作嘛。”
20世纪90年代的考生：就算不包分配也要上大学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高考政策频频改革：1994年，37所重点院校成为招生收费并轨制的试点，“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开始建立。1996年，高校试行招生“并轨”，取消招收自费生，“自费生”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同时高校的学费开始增加。1999年对于许多考生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扩招、实行“3+X”高考模式、考后填报志愿。
张萤之，20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做过多种工作，现就职于一新闻单位。对于高考，他的认识是，高考可能是农村孩子的唯一选择，尽管自己没赶上“包分配”的阶段，但在他的认识里，要想走出农村，就得拼命的学习，考大学。
记得高考那天一直下雨，步行到考场，没有特别的感觉。考完之后，脑子一片空白，像是做了一场梦。收到通知书时，没什么感觉，因为通过电话查分就能知道考了多少分，知道被哪个学校录取了。
对于农村的孩子，改变命运就是要走出去，要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人生的境遇相差太多，对于“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不得不让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