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
新京报记者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及管辖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