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契约精神的信守。
新编剧遇到大公司，或者老编剧遇到新公司，都会签订工作合同。合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联手创作也必然会有意见分歧。但既然签了就一定是满足了核心诉求，落子无悔就成了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蒋胜男和花儿影视的合同里，“原创编剧”和“根据蒋胜男同名小说改编”的署名可以视为核心诉求。这一点上，花儿影视全盘照做了。合同还规定：蒋胜男的剧本达不到要求时，片方有权修改;有其他编剧参与后，如何排位和署名由片方决定。恰恰是这一点，招致了一场诉讼。
文艺的问题不像数学一样有标准答案。创作中发生歧异时，按合同办就是了。能贡献力量就全情投入，条件不再具备就休养生息。把合同放在一边，任由心中的怨念扩大，搅起一场矢石如雨的舆论风暴，引发一串停不下来的连环诉讼，这绝对是下策中的下策。
事到如今也就不要说“认死理”和“眼里不揉沙子”的话了，理儿已经不在了，法院和公众的眼里也“不揉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