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斯去世后的十多天里，舆论聚焦在小斯父母“泼冷水式”的家庭教育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直言，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特殊个案，对于教育方法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分析价值。
杨敏毅认为，单凭一篇日志无法展现小斯最后走上绝路的直接动机，和高考的联系更是模糊不明，“文章可能是在激愤的情况下写的，回忆自己曾经受过的来自父母的创伤。但未必是引发他走向绝路的直接原因。”
不过，杨敏毅在高中心理教育多年的实践中发现，学校和社会能起到改善家庭关系的作用。如学校开展的心理课、心理活动周、团体辅导等。同时，家长也通过“家长学校”、心理讲座与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等提高教育意识。
“在我们学校的心理辅导室，来访的家长和学生比例约为1：1。”杨敏毅说，“我常问孩子，你希望妈妈能为你做什么改变？有时孩子说不出口的话，会主动来委托我帮忙传达。”
熊丙奇认为，小斯的悲剧与“分数至上”的成功观不无关系。
“畸形的成功观扭曲了人格，社会对分数至上理念的宣扬让教育理念变得浮躁。指责这对父母又有什么用呢？”熊丙奇表示，唯分数论的功利观念一代一代传递下来，在家庭中形成粗暴的人际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功利，“高考作文的那幅漫画不就是这么说明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