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拖累经济？
王儒林当场列举3个山西腐败官员的“重磅”案例。某国有金融机构董事长要求贷款企业向其控制的公司支付“顾问费”，并花3。9亿元(人民币，下同)购买公务机。“这位董事长生活也很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
“这样的腐败越多，发展成本就越高。”王儒林强调，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去企业成本，更要去腐败成本。
某厅官为企业“拿钱办事”。王儒林说，有老板写纸条暗示向该厅官行贿3000万元，“事干了，3000万也如数收到了。”王儒林称，这样的腐败导致最优秀的企业竞争不过“最能送钱”的企业，严重扭曲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某副市长贪腐金额惊人，高达6。44亿元。王儒林说，山西最贫困的9个县一年财政收入加在一起，只有6。07亿。“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而且还将民不聊生，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