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司法执行难目前仍是一个有着普遍性的问题，可即便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黄某“教科书式耍赖”也很难说完全是钻法律的空子。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限制高消费令”规定，“老赖”不得乘坐飞机，不得购置汽车，不得出外旅游、度假及为家庭成员支出大额费用，不得出国出境——这些理应被限制的行为，却在黄某声称自己没钱时“照做不误”。不难设想，假如“限制高消费令”能够落到实处，至少黄某的耍赖不会显得如此轻松。即便黄某此前还未被认定为“老赖”，但针对这种具体情况，“限高令”的介入就该提前，以充分压缩“老赖”生存的空间。
此外，案件审理过程中，包括黄某“离婚”“赞助女儿买房”等在内的一系列涉及财产的操作，是否构成了恶意转移财产，司法部门也有主动调查的必要。就这些细节来看，黄某的做派或不只是让人见识到了人品的“坏”可能抵达的程度，更照见了当前一些法律执行和制度上的漏洞。
像黄某这般把老赖做得如此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或许只是极端个案，可林林总总的执行难现象却不少见。在这一大背景下再来看黄某的表现，除了谴责败坏的人品，更应将之视为对治理“老赖”敲响的警钟。一方面，无论“老赖”的具体表现方式如何，是“低调”还是跋扈如黄某，所有“老赖”都只有程度之别，而无本质之差，在治理层面都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另一方面，评价治理“老赖”的成效，不是看黄某这样的极端情况，而是看整体的效果。但推动对“老赖”的治理，需要从黄某这类极端案例中寻找动力。
法律是公民维权最后的手段与依靠。虽说法律不是万能的，但对“教科书式耍赖”，法律若无可奈何，只能说社会的正义、公平维护机制仍显得过于薄弱，给予了耍横者不该有的社会空间。黄某的表现或不具广泛的代表性，可越是在这样的非典型遭遇中，越能让人清晰地看到，类似的人品坍塌和司法执行不力发生在任何一个受害人身上，都意味着个人的灾难和正义的失效，法律不应该拿这种超出社会应有宽容限度的行为没办法。当然，仍有必要提醒的是，这里讲的对于黄某的惩罚，应该克制在司法范畴之内，舆论谴责和呼吁惩罚属正常，但必要的度还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