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李中华从当时的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自动控制专业毕业。这时，空军首次从地方大学招收飞行学员，李中华的辅导员是名军转干部，“他鼓励我们积极接受党和国家挑选。”
那一年，5所院校的66名大学生走进空军，“我们那批里只有一名党员，叫何榕宁。”李中华记忆中，“他严格自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什么叫党员。”
“正是这4名党员，激励了我走好人生关键的每一步。”李中华说。
1984年5月1日，李中华在同期学员中第一批加入了党组织。一年后，他怀揣着全优学员证书，成为空军首批双学士飞行员。
1988年，李中华已成为了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副大队长。一天，李中华奉命执行拦截任务。他和战友驾驶歼-6从内蒙古某地起飞，直到黑龙江境内才追近目标——这是一架偏航后未及时通报的民航客机。
“战斗机追客机都这么费劲！”这让李中华深受刺激，“装备如果不发展，飞行员的贡献会大打折扣，又如何对得起入党时的誓言？”
英雄的选择往往和时代相连。飞行员的自尊告诉李中华，“要用更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的蓝天！”1989年9月，他下定决心，主动报名来到了试飞部队。
试飞员被称为“和平时期和死神最近的人”。上世纪90年代，李中华和战友们3次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
每飞一个课目前，身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俄方教官都会带他们来到茹科夫斯基市的试飞员公墓，那里长眠着多位牺牲的试飞员。
“来试飞员学校的每一个学员，都会在这里被问到怕不怕死？”从选择成为试飞员的第一天，李中华就对直面生死的巨大风险做好了准备。但俄罗斯这种直抵人心的做法，还是让他思绪良多。
歼-10这架中国战鹰，每一次惊险的腾跃，都与李中华连在一起，他相继完成了歼-10飞机的最大马赫数、最大过载值、最大起飞重量、最小滑跑距离等这些极限数据测量。在这些数据定型之前，他还啃下了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低空大表速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