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政策需为生育政策提供配套支持
对于2018年出生人口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教授陶涛在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8的出生人口需要在更长时期里客观看待。
出生人口规模首先会受到育龄妇女规模与结构的影响。陶涛表示，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的规模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是下降状态，相应的出生人口也进入下行通道。结构方面，整个育龄妇女的平均年龄是在提升的。2015年数据显示，在所有育龄妇女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在40岁以上，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数据显示，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也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陶涛表示，2017年全国结婚人数大概是1063万，同比下降7%。近3年以来，平均的初育年龄和平均生育二孩的年龄都往后推了1岁，这也会对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水平产生影响。
“从200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大概是1500万~1800万之间波动，最近受到政策调整的因素，还有龙年、羊年等生肖选择的影响，波动也在加大。”陶涛说。
在我国生育状况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陶涛表示，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口的监测。“城镇化的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婚育的推迟等，所有的因素都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一些影响。90后成为生育主体，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加强人口监测，进一步掌握人口生育模式、生育规律，这是十分重要的。”
除上述变化外，还有一些“想生不敢生”的情况也值得关注。陶涛表示，在很多调查中发现，人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顾虑，对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呼声比较高，主要反映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幼儿照护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政策上的期盼，这也是生育相关的政策，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切实帮助更多家庭在生育养育过程中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