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针对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舆论中自然地出现了要求法律出面来管，要求法律跟上时代变化的呼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罗尔事件”在内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进退维谷之后，才想起来用法律来找底线，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间，剩下的事情交给道德。很多人在国外都填过各种资格申请表，“你是否吸过毒”“你是否有酗酒史”……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种预设的条件，是获得相对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后发现有隐瞒，法律就可以严厉地出面解决。
法律确实具有滞后性，但是也有强大的确定性。“罗尔事件”发生后，很多法学专家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从慈善法对个人募捐和个人求助的区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对欺诈的定义和处置，可以说，现行的法律其实是够用的，只是我们没有主动加以运用。很多不够规范的个人求助，之所以最后引发了社会信任的阵痛，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发挥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没有把“丑话说在头里”，最后还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