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情况发生时，事先设置的医疗救援体系十分重要。在这10起案例中，从患者病发倒地，到开始实施心肺复苏，平均用时为30秒，其中8个抢救案例中，用到了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或急救车上的车载除颤仪。 AED的平均到达时间为1。75分钟。现场救援人员的快速反应保证了这10名患者在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4分钟内得到了相应救治。
“第一反应”赛事保障总监廖育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比赛期间，救援人员包括固定岗位救援志愿者和跟随选手上赛道的“急救兔”。救援者按比例配置AED。一旦发现选手出现心脏骤停情况，将立即启动心肺复苏和除颤的急救措施。整个现场的调度和协调由指挥人员控制。
而“医师跑团”则自发、义务地在跑步过程中注意选手的异常情况，他们是马拉松赛道上“流动急救体系”的一部分。朱希山介绍，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都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比起仅接受急救培训的志愿者，他们在判断病情上有更丰富的经验。医师跑团内部也有分工，根据不同的配速分布在各个赛段上，保证速度各异的选手周边都能有专业医师的陪伴。
在流程上，医疗保障要从赛事的前期准备阶段介入，包括赛道分析、赛道研判、选定医疗点、招募和培训志愿者。准备期的最后阶段，医疗救援团队要与组委会、当地的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交通部门等进行协调和演习。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介绍，针对心脏骤停的急救技术是成熟的。根据国际上的急救规范，非医疗背景的社会人士在经过一定的培训后，可以初步掌握心肺复苏和使用AED的方法。但赛事保障不同于一般的急救，需要在长达6小时的赛事时间内，整个医疗急救系统有效、可持续地运转。国内对于医疗保障的专门科学研究还比较欠缺：“我们把赛事医疗保障作为科学来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
13年前，还在念大学的马宏赟和同学一起跑完了自己的唯一一次马拉松，基本没有准备，起跑后后悔了好几次。“现在想想，风险很大，但我没有勉强冲刺。如果没有科学系统的准备，我不会贸然去跑马拉松了。”
“跑马”“抽签”需要春运买票或买车摇号的运气
在国内马拉松赛事数量爆发的2015年和2016年，根据公开报道，先后有9人因参加马拉松猝死，概率为0。2／100万人。但死者的身份以年轻人为主，包括大学生、年轻的白领和壮年的父亲，其中有两位死者的妻子怀有身孕。
参赛者热情不减，中国的马拉松赛事供不应求。尽管赛事数量连续两年出现了高于100%的快速增长，但许多比赛的名额一放出来，仍被一抢而空。跑友调侃，“跑马”“抽签”需要春运买票或买车摇号的运气。
随着赛事数量的增加，马拉松的举办地也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扩展到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地方政府视之为一种发展机会：比赛带来了人气和相应的消费，刺激了旅游业，促进市政建设，带动了地方名气。《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马拉松赛事运营的收入达到20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收入超百亿元，2015年，相关行业收入达300亿元。
在一月中旬举行的“2017中国马拉松产业风云会”中，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大卫提到，美国一年的马拉松赛事上千场，日本有600到800场，“我们的赛事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期。”
但“第一反应”的创始人陆乐认为，在中国的有些地区，马拉松项目可能“上马过快”：上海、北京好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比较多，到二三线城市，急诊会比较弱。在这种地方发生心脏骤停，即使前端抢救做得好，后面也可能跟不上。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救基础还不够好。“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跑者、志愿者，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学习急救。在中国，临时培养的人，可能不够镇定、熟练。”陆乐说。
老倪倒地之前，听过陆乐的一场关于赛事急救的演讲。那天，20多个报名者中，只有五六人到了现场。
从监管机制来看，包含执行细则的医疗救援体系，尚未成为各地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准入条件。中国田径协会曾在2015年年初发布了《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防猝死相关工作指导意见》，涉及固定医疗岗位和流动医疗设施的设定方式，但并不具有强制性。
朱希山去年曾参加过一场马拉松比赛，赛道设置在高速公路上，天气又特别热，他没看到什么医疗志愿者，在一段五六公里的赛段内，也没有看到一个急救点和急救车，好在当天的赛事并没有出现险情。
去年年底举行的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却没有这么幸运。两位跑者分别在距离终点4。5公里和终点处因心脏骤停倒下，抢救无效死亡。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手段能在事前完全筛查心脏骤停。事发一周后，中国田协再次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