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远远超出刑法文本”，属于“扩大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不应适用”。因此，一审判决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
徐昕表示，即便认为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确有保护必要，也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诸如大熊猫、华南虎、朱鹮等较为特殊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其物种存续高度依赖人工驯养繁殖，数量极少，确有通过刑法保护的必要，但按照这一标准，自我繁殖能力较强的鹦鹉不应在此列。“这类案件最大的问题就是，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问题。比如，《动物案件解释》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声音
专家：更新珍贵濒危物种名单值得研究商榷
关于“鹦鹉案”，法律界尚有不同意见。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撰文指出，王鹏作为一名鹦鹉爱好者，具备鹦鹉人工繁殖和饲养技术，还经常与网友交流饲养心得，却辩称不知道所养鹦鹉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不合常理。
此外，金泽刚认为，在刑法中，一个人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被称为违法性认识错误。但是，无论是基于刑事政策还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违法性认识错误几乎不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指出，部分被纳入珍贵、濒危物种名单的野生动物经过人工繁殖、合理保护等手段，其数量和种群已经大大超出了保护的范围，此时是否对珍贵、濒危物种的名单进行更新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但这种修改或更新是要通过立法环节、而非司法环节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