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亲相处最集中的时间？
刘爱琴：对，刚回国那会儿，中国话都不怎么会说了，适应了好一段时间。父亲总让我多学知识，我在人民大学学了三年后，就去国家计委工作了，面对的都是经济数据。
新京报：后来你去了内蒙古？
刘爱琴：过了几年，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动员干部支援边疆建设。父亲问我的想法，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就被他敦促着下放内蒙古了，这一去就将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们对国家有用，也能做个表率。
新京报：当时你愿意吗？
刘爱琴：那时候没什么愿意不愿意，时代推着你去那里。那两年物资很紧缺，我心想去内蒙古还能吃羊肉呢，后来我还给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们都吃不惯。（笑）后来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报：那些年同父亲交流最多的内容是什么？
刘爱琴：他让我好好工作，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但我也没和别人争什么，他总是有那样的担心。
新京报：最后见父亲是什么时候？
刘爱琴：1966年6月底还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当时文革已经有了苗头，各地陆续闹起来了。那次见面父亲还嘱咐我少掺和事情，不要跟着闹，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最后的印象是父亲咳血工作
新京报：父亲被批斗后，你在内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刘爱琴：那当然，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我被隔离，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他说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坏了、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他后来去了东北，三个孩子也没人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牵挂父亲，也牵挂孩子们。
新京报：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刘爱琴：先是哥哥刘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苏联长大，是个特别刻苦的人，也最听父亲的话，一辈子都一门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接着是弟弟允若，文革一开始就被关了，关了8年，整个人生都毁了。出来没几年就死在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很惨。
最后是父亲，1969年11月，他死后两三天，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父亲死了。
新京报：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刘爱琴：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声，就一直哭，大概有两天两夜。
新京报：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刘爱琴：头发全白了，我白头发也是遗传他，早早就白了，他身体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时候甚至会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坚持工作，周围的人都劝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