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并不认同哥哥结束生命的方式？
刘爱琴：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他内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问我怎么熬过来的，具体我也说不出来，但那时就是有个念头—不能死。那些人诬陷我父亲和家人的（内容）我一个字也不信，我坚信真相总会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报：从父亲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这个念头支撑你？
刘 爱琴：经过文革，我母亲这三个孩子就剩我一个。有个场景一直反复出现，我们老家是湖南，当地的农民写信给父亲反应农业生产的问题，他都一封封亲自回信，还 托人带话说如果农民写字不方便，就直接来找他说。政治上的东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是会被后人知道的。
希望我的孩子远离政治
新京报：父亲被平反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刘爱琴：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太长了。反正是该等的等到了。
新京报：之后你写了关于父亲的书？
刘爱琴：有出版社联系我，后来就写了《我的父亲刘少奇》，算是一个追忆和怀念。
新京报：你的人生很多时候被父亲决定和牵连，加上他的严厉，心里有没有怪过他？
刘爱琴：父亲始终是父亲，他的很多决定，在他的角色看来，有他的理由。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没有怪过他。至于牵连，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父亲的错。
新京报：经历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不是刘少奇的女儿、我生在寻常百姓家就好了”？
刘爱琴：怎么不想？想过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一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我也没觉得，是刘少奇的女儿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这个。
新京报：心里没有怨恨？
刘爱琴：怨恨谁呢，时代造就的悲剧，早就看淡了。几年前我还回过一次内蒙古，和文革中审查我的人一起吃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心里没有怨也没有恨，都过去了。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如何？
刘爱琴：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上次俄罗斯大使馆发完纪念章，第二天我们就聚会了，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大家都用俄语交流，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
平常我特爱遛弯儿，早几年，清早5点就起来，坐地铁到颐和园，溜达一大圈儿。也喜欢看书，最近我总谴责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动太多，好久没看书了。
新京报：几个孩子呢？
刘爱琴：他们都长大了，最大的已经60多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家有第四代了，快一岁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报：会愿意小辈们从政吗？
刘爱琴：不愿意。我父亲以前总说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辈子，我也没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远离政治，平安开心地生活，就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