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光耀的政治思想
如 何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定位李光耀是件非常难的事情。一方面，他反对福利社会，打压工会组织，与西方保守主义十分接近。另一方面，新加坡被戏称为“保姆国家” ，政府不但高调参与和引导经济活动，更是从禁口香糖到优生优育，高度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除此之外，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政治参与和媒体管控，都是西方国家 批评和非议的对象。
李光耀对代议政府的理解，与当代西方主流观点是不同的。他强调代议制中政治精英扮演的角色，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 Edmund Burke 的观点不约而同。 Burke 在1826 年的书中提出，议员在代议政府中的职责不是简单机械地传达选民诉求，而是运用他自己“公正的意见、成熟的判断和开明的良知”，为选民谋求最大福利。相应 地，由精英组成的政府应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智识和洞察力。
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与保守派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关于国家发展的经典论述相吻 合。亨廷顿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维持政治秩序是十分艰巨但非常必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不仅难以达成民主化，更有可 能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体制的崩溃。亨廷顿的学生、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 在此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做出规划，建议先在威权之下发展经济，再进行“威权转型”。
又或许，试图用西方意识形态 体系去理解和定义李光耀的政治，是不恰当的。上世纪90 年代，李光耀卸任总理一职之后，发起并参与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关于“亚洲价值观” 的讨论。李光耀不同意“民主是人类共同最终命运”（福山1990 年所言）的说法，对西方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至上亦不能认同。作为“亚洲价值观” 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他认为亚洲社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亚洲价值观” 的独特元素，譬如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集体主义、以及精英治国的传统，不仅解释了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更为新加坡的“软性威权主义” 提供了理论支持。
李光耀对世界价值观一元化的批评和挑战，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西方媒体质疑李光耀对“亚洲价值 观” 的认识和理解，认为他不过是工具性地借用所谓文化论点，为自己推行的各种政策辩护。毕竟，李光耀生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从小接受正统西方教育， 直到30 岁才因政治需要开始学习中文（参见Zakaria 发表于1994 年的文章）。例如，在回忆录中，李光耀反复强调亚洲文化对“自力更生” 的推崇，因此政府不必要也不应该过多提供国民福利。更有力的反驳来自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1994 年对李光耀的回应中，承认亚洲国家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的独特性与民主制度并不冲突。亚洲国家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保证民主制度 的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