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财富再分别的一项基本国策， 是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全民拥屋” 的社会。李光耀认为，政府不仅应该帮助国民居有定所，更应做到“居者有其屋”。和廉价的政府出租房相比，提供平价的私有住房更能稳定社会，收买民心。在独 立之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力开发政府组屋供普通人购买。政府一方面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同时也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延长还款年限、及允许 使用公积金支付首期房款。据新加坡统计署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房屋拥有率从1980 年的58。8% 增长至2014 年的90。3%，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香港（同期50。6%）。其它财富再分配政策还包括面向国民低价出售国有上市企业股票，并以发放红利股的方式鼓 励长期持有。
与大力推行财富适度再分配的政策相比，李光耀对收入再分配的福利社会持不赞同态度。他认为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应由个人承担， 不仅因为福利社会政策增加政府开支、相应高税收不利于吸引投资，而且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降低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新加坡公民的医疗服 务与年金基本由个人公积金账户支付，社会或代际间的共享与分摊程度非常低。李光耀主政期间，除1985-1987 年经济衰退时期外，政府预算连年结余，政府开支始终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20% 左右，远低于G7 国家同期的33%。
从政治学的角度解 读，适度财富再分配是十分高明的制度设计。关于政权动态的经典模型（Acemoglu & Robinson 2001; Boix 2003）把一个社会抽象地分为两个阶级：拥有财富或生产资料的精英和没有财富的普通工人，两个阶级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上。如果不能达成令 工人阶级满意的再分配安排，他们就会进行革命，并在此过程中破坏生产资料，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流失。通过适度的财富再分配，李光耀让新加坡的普通人也成为生 产资料的所有者，这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更使他们有激励和动力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适度财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李光耀对不同范畴权自由的理解。例如，他声称房产所有权可以帮助培养公民自豪感，并为军人和军属保卫国家提供一个恰当充分的理由。这样的描述，似乎有 以经济权利替代公民自由的嫌疑，并回避了发展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在1999 年的文章中曾总结说，发展即扩展人们实质自由的过程。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是否还满足于以自由换发展，或是会要求更多自由与权利？近年来新加 坡政治局势的变迁似乎更指向了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