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多诺万反问了一句：“您是德国后裔吧？”对方稍稍一楞：“是，怎么样？”多诺万表示：“你是德国后裔，我是爱尔兰后裔。是什么让我们都成了美国人？就一个东西，就是规则，我们都同意的规则，那就是我们的宪法。所以，你小子别在这里跟我胡说什么‘无规则可言’”。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多诺万说罢拂袖而去，几令对方不知所措。
不熟悉美国和美国文化的人，可能认为这种“理想主义”情节只是电影里杜撰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但恰恰就在最近，苹果公司与FBI对不上眼，前者坚拒将FBI搜获的恐怖分子的智能手机中的数据解码，认为此举会威胁到全球无数用户的隐私权利和数据安全。有些习惯于“揪后台”思维的文化可能不禁要问：谁给了苹果公司对抗美国政府的底气？双方对簿公堂后，法官也作出了对苹果公司有利的判决，宣布“FBI不能强迫苹果公司解码手机数据。”
影片的另一处“点睛”对话，发生在阿贝尔被认定有罪，即将择日宣判的关键间歇，死亡的阴影无助般铺天盖地。多诺万律师正苦苦思索如何力挽狂澜，而阿贝尔则平静地点燃一只香烟，坐在那里讲出一则苏联故事：他小时候，父亲有个朋友，平时毫不起眼。但有一次家里突遭秘密警察搜查，并对他的父母和也在场的朋友进行殴打。他父亲的朋友，每次被打倒在地，必定重新站起来。于是被打得更狠，但他还是坚决站起来。这是一个屹立的男人。
此部影片其实就宣示了一大意念：邪恶与正义，谬误与真理，经常也就一墙之隔。能超越那些冠冕堂皇的鼓噪喧嚣，最后胜利挺立在地平线上的，是普遍的规则和人性的良知，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