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60年的记忆

在《我的抗战》中，有太多和张晋、尤广才一样的老兵。他们头顶抗战英雄的光环。但，仅仅是光环而已。这些光，照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幽暗。鲜有人在乎他们真正的故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腥风血雨，岁月又遮掩了他们多少痛楚与悲哀。

“我的团长……”话说到一半，面对镜头的老人已泣不成声。

这是《我的抗战》中的一个影像片段。镜头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当年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而他口中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谢晋元。

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 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了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谢晋元的训话让王文川很激动，他想，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后，一场生死搏斗开始。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极为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粮食，只是，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水喝。

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作“八百壮士”。可是，就当壮士们准备与敌人做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统帅部却下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坚守了四天四夜的阵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并且搜身，谁都没想到，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他们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谢晋元身中数刀，血流不止，悲壮长逝。

那一年，谢晋元37岁。

“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壮士”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谢晋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尔后，他们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维持生计，有的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则流落街头。

镜头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谢团长送他的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起来。镜头后，《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郭晓明内心抑制不住地难过。

2008年，郭晓明和张钧加入崔永元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战》的工作中，两年间，他们一共采访了300多名老兵，而仅是对老兵王文川，郭晓明就跟访了一年半，尽管，真正的访谈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每次只说一两句话，一个事情根本不能连贯讲下来。”郭晓明说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多了问题，老人就不说了。采访被迫中断多次，郭晓明不得不一直跟访，让老人时不时说上几分钟。

在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眼里，父亲一直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已经60多岁的王家宾依旧对父亲有所忌惮。“别看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 种恐惧，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每次开完家长会，淘气的王家宾都会遭到父亲的责骂，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亲的性格为何会暴躁， 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儿子搀扶下回到四行仓库，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儿子王家宾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隐瞒，不管是身份还是历史，即便面对自己的子女。

看不见的伤，永远藏在人心底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