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2000年田兴培接手村务时，储金会交到他手上的只有两本账本，和一堆他也算不清的欠款数字。这时他才发现，当时管理账目的村支书并没有遵循规则，大量资金被放给了亲属做生意，结果因经商失败无力偿还，“一个接一个后，储金会就开始垮了”。
早在清理储金会之前，已有村庄觉察出了问题。与江六村相隔7公里的磨合村也成立了储金会。磨合村原村支书告诉记者，当年镇里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还曾组织村干部去模范村专门学习。但由于贷款的人多、存款的人少，不到两年，磨合村储金会只剩下不到1万元。入不敷出，他们只好向县民政局报告，解散组织，将本金连同利息还给了储户。过了没多久，整个县的储金会也停办了。
但在江六村，直到1999年，储金会仍未停下扩张的脚步。王家佑在1999年10月将7000元存入储金会，甚至连红本都没得到，只有两张纸条作为证据，一张印制着“安乐办事处储金会会员存款单”抬头——安乐是另一个行政村，另一张像是从某页信纸上匆匆撕下来，用复写纸印上“存款金额五仟元”的字样。
现在，他手里的纸条泛黄发脆，出现裂缝。
当年他存钱所防备的衰老，终于找上门来，而他的钱还不知何时回来
储金会的运转硬生生地卡在了世纪之交的前夜，也如一块鱼骨，卡在了这些农民的喉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