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偏远的江六村，田兴儒对此并不知情。
“本来我也不想把钱存在里面，当时他们来村上宣传动员，有钱的农户可以把钱存进去，结果就像丢在洞洞里头，到现在一直拿不走嘛。”他有些委屈地说。
谨慎的田兴儒最初对储金会保持了观望态度。他年轻时在生产队里是挣得工分最多的那个，靠着为镇上修路、帮人干农活所得一分一角的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已攒到1万元存在银行里，属于当时颇受羡慕的“万元大户”。
1998年4月27日，在储金会即将面临清理整顿的几个月前，他终于成了会员。是“政府的人”来到他所在的村子宣传，让他吃了颗定心丸。而更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夫妻已过半百的年纪。
在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还不完善的那个年代，他怕孩子将来“舍不得钱”养老，打算为自己留点钱用，从银行取出存款，存进了储金会。
有同样考虑的还有同村的王家佑，从小患有甲亢的长子让他忧心忡忡。他步行了一个小时到镇上，从银行取出7000元积蓄，厚厚一叠钞票，“揣在胸口焐了几天”，才终于下定决心。
红色塑料硬壳小本担当了简陋的“存折”功能，上面盖着储金会的“专用章”，最后一页印着7条“会员权利和义务”，包括“自愿申请集资的村民均可成为本会会员”等。经办人是当时管理储金会的村支书、主任和专门的出纳，刻着他们名字的红章盖在每一条“入”“取”记录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