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巩辛的爷爷巩天民等9位爱国志士，冒死收集日军罪证，装进绣着“Truth”的蓝布包，辗转请马克·奥尼尔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奥尼克等国际友人递交给国联赴华调查团，使日本侵华罪行大白于天下。
“这是当年那份材料的复制品，是日军侵华的罪证，也记载了东北爱国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不屈抗争。”巩辛说，这份珍贵的史料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尘封近80年，巩家后人几经努力找到孤本原件，影印后携带回国，并赠送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布包内的300多页文件、照片等，都是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等实物。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被称为“九君子”的这9位爱国志士特别注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收集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和系统性兼备的罪证实物，令日军无法辩驳。
“九君子”都是当时沈阳的社会名流，分别是银行家巩天民（中共地下党员），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
“这场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软实力斗争，尽管没能改变东北沦陷的命运，但影响了国际社会的仲裁，争取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真相”史料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
“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的实践”
“真相”文件最后能够被调查团看到，离不开弗雷德里克·奥尼尔等国际友人的冒死相助。
王建学说，当时日军为掩盖侵略真相，严密控制对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接触范围，巩天民等人苦思出巧计：通过外国人转交材料。
让我们记住这三位国际友人的名字：法库基督教教区牧师倪斐德（Frederick
O neil），沈阳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WilliamR
Young），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WilliamMcNaughtan）。
在文件递交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倪斐德，正是马克·奥尼尔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奥尼尔，他与李顿是旧识。刘仲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把材料交到倪裴德手中时，倪斐德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张洁说：“这是 九一八 事变后，国际友人向中国伸出的援助之手，这很好地体现了此次事件的国际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