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受委托，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力筹办“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北京的一位与会者杨先生，带来其新出版的文集两套，每套十册，一套赠我，一套拟赠金庸，请我安排机会拜访他。金庸答应相见，设宴于高级酒楼以欢迎远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谈，金庸的言说语调，一仍云起轩的沙龙之风，一片风轻云淡。当时《鹿鼎记》的英文译本面世不久，金庸对此译本有微词：合约订明是全译，但出版的书不然。口出微词，而语调仍然不大不重。是晚气氛轻松，查太太出示刚买到的Hello Kitty新产品，颇有童真趣味。
金庸为香港九七回归献策建言，充分表现其爱港爱国的大情大义。2002年他在广州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序”中即指出，“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是其作品要表达的一个旨趣。他渐渐成为港人所敬重的公众人物。公开大场合远远见面不算，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两次。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金庸年事高，据说患有脑退化症，近年不在公开场合出现。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饶宗颐、刘以鬯、高锟诸先生时，国字大脸、轻声小语的金庸也常现于脑海。近日在成都与友人谈文说艺，无端也语及金庸。话说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学当客座教授，当时成都正扩建杜甫草堂，请市民提名，要选出草堂的形象大使。和杜甫与成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金庸，竟有人提名；查大侠的文名之盛、作品之影响，是“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的又一例证。30日晚在谈论文学中的死亡时，金庸的噩耗轰然传至，这是什么样的“冥冥”，什么样的“存在”？
大半年来，我先后出席了余光中以及高锟的告别仪式；成都之行结束，我返回深圳-香港，面对另一场告别活动。金庸离去人间的翌日，香港各大报无不头版头条广泛报道，金庸曾任职的《大公报》竟然用了七大版。加上其他媒体的，简直“广泛”到铺天盖地了。“音容宛在”而人已不在。死亡之神的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间就夺去这几位我认识且敬佩的英杰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