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其书，论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学初探》中，我泛论金庸的武侠小说，认为他的十五本作品，很多都规模宏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特出，加上民族大义、哲理情思--特别是撼动人心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情意，这些作品实在有高度的文学成就。不过，武侠小说十中有九耽于虚幻，情节离奇，巧合太多，与现实世界有一大段距离，金庸的作品也不免于此。至于《明报》的社评，我在书中力称其语言浅近而文采不凡。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举行一个金庸作品研讨会，我发表了题为《童蒙可循此而学文》的论文，指出其小说语言有流畅简洁之美而无“食欧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在新世纪的一个“金庸年”应邀撰文，用了《金庸：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这样的题目，说明金庸在华文世界处处“存在”，影响深远。此文后来收于今年出版的拙著《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
与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上世纪80年代我在《明报》写专栏，并投稿给《明报月刊》，金庸亲自写短笺回复；两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而他“称兄道弟”，古风盎然。1999年我有博士生江君毕业谋职，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查良镛（金庸的本名）教授来信欣然接纳我的推荐，才学兼优的江君就业成功。世纪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查大侠寄来年片，加以安慰勉励。我任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主编“爱读式语文系列”书籍，邀请金庸任顾问，他慨然应允。
金庸曾说“侠”的精神是“舍己为人”，旨哉金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触，显现出他“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爱护后辈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对金庸一个文化沙龙的记述。这源于我和他的第二类接触：“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触。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说和报业的出色表现，声誉日隆，社会地位日高。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请金庸莅校主持“晚餐聚谈”的讲座。查大侠如期带着年轻的夫人来了，云起轩里，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汉云集，小小骚动起来。金院长风趣的开场白既毕，大侠开金口，发表他对中西小说的意见；对大仲马、狄更斯与茅盾等都有点评，并略为“夫子自道”，谈及其《射雕》、《屠龙》、《碧血剑》诸说部。金庸的小说世界，其英雄才高、谋略伟杰，诚然“雄才伟略”，且时而杀气腾腾，显示阳刚壮美的气象；他的言说风格，却呈现年轻江南书生轻声细语的谦逊阴柔。是晚“云起轩论剑”，我应台湾一报纸副刊主编之邀，权充记者写成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