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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多侠义，本人也是如此？三类接触认识真实金庸
我正在成都讲学，讲到《鬼雨》，讲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坚”、“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讲到《鬼雨》所写的“莎士比亚最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讲到《红烛》的“烛啊越烧越短，夜啊越熬越长”--10月30日晚上八时许，手机铃声响了（演讲前忘记关掉手机），一位朋友来告，讯息有如武侠小说中“夺魂铃”那样攫然惊示，金庸先生离世了。我正在讲的题目是《消失了，满天壮丽的霞光--余光中诗文里的生与死》，另一颗文坛巨星此日黄昏陨落（1924-2018）。
黄维樑
金庸。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大学四年（1965-1969年）的“悦读”岁月，书肆有深黄卷、台北文星出版的《逍遥游》和白皮书、香港邝拾记发行的《神雕侠侣》。右手执余光中，左手执金庸，我的课外阅读不亦乐乎！阅读、评论余光中，我渐渐成为论者谬许的“余学”专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说，如《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我也没有放过。此外，我几乎每日都读《明报》创刊人金庸亲自执笔的“明报社评”，他“港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评论中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镜（《文心雕龙》认为评论文学要力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他办报纸，秉持“事实不可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原则，我诚心接受并发扬之。梁启超认为小说对读者的影响力，有“熏浸刺提”四种；金庸作品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熏”和“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