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林表示，“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规定出台前，肯定会经过前期调研。规定中不一定会直接出现“单双号”或者“收拥堵费”这样的提法，而是会表明，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样的情况，通过专家论证、群众参与等一定的程序，授权相关政府部门来采取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
刘维林特别强调，规定的名称不叫“限制机动车使用”，而叫做“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这就体现人大立法的客观、中立，充分考虑到机动车驾驶人、拥有人的利益。 本报记者 张楠 J204
快评“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三步
杜德印主任今天上午作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字数不多，却发人深思。它不仅在讲去年和今年的工作，字里行间更渗透着人大工作者在实践中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索。
“改革有多难，立法就会有多难”。报告概括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恰当说明了今天首都发展的特征：往往一件具体工作都会涉及经济体制、城市治理体制、社会建设体制以及行政运行方式的改革，涉及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领和推动；另一方面，改革的办法就是立法的内容”。这几天的人代会审议，也处处反映出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减少与增加等各种看似矛盾其实统一的关系。
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就越需要我们真正理解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正如报告所举例子，“制定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一开始就遇到‘120’和‘999’是否统一调度的激烈争论”。怎么办？第一，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出发；第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使不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第三，不断认识客观规律，逐步形成共识。
这三步，既是制定一部好法规的三步，也应该是在城市转型关键期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三步。
协调“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是古今中外施政要义。虽然今天北京面临的疑难杂症众多，新问题新考验不断，但只要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各利益主体有序参与城市发展与治理，就总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
